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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

发布时间 : 2014-08-06 19:42 / CLICKS :

中国改革风云人物,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,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

柳传志走上创业之路,是因为“憋得不行”,“我们这个年龄的人,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,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,想做什么,都做不了,心里非常愤懑。”
“突然来了个机会,特别想做事。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,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,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。我可不是,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。”柳传志开始的时候已经40岁了。
创业之前,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。柳传志说“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,但做完以后,却什么用都没有,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只是到最后,1980年,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,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,用了起来。我们心里特别高兴。但就在这时候,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,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,和国外差得太远。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。”
1984年,科学院办科技展览,赵紫阳没有到会,科学院对此议论纷纷。柳传志也琢磨为什么赵紫阳不来看?“我觉得不来的道理是,赵紫阳更重视应用研究,更重视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,但应用研究怎么能够推广变成产品,我当时也想不好该怎么走?但研究所的路,肯定行不通。”
柳传志领头办公司的背景是,
柳传志办公室照片

柳传志办公室照片

当时,中关村街上办起了一片公司,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,或者给人打工,验收机器,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,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,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。面对于此,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: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,积累点钱,上缴给所里,解决所里急需的实际困难。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。
至于想没想过失败,柳传志说,“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,还能怎么糟?我真的去做一个一般的干部,我相信我也能做得好。我会分析,要升迁,到底是做事重要?还是做关系重要?”
1984年,“两通两海”已经挺立在中关村, 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:一是靠批文;二是拿平价外汇;三是走私。拿到批文后,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。”
“而我们不想这样做。1987、1988年的时候,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。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我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──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,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,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,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。我原本并没有强调‘大船结构’,当时提出‘大船结构’是为了反对‘小船大家漂’。”
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:“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,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,因此,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,里面没什么馅,坑一把是一把,这就是她的立意。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,所以,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。”
柳传志认为,同样是卖馅饼,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,比如,通过卖馅饼,开连锁店
柳传志强调立意,是因为他明白,只有立意高,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,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;其次,立意高了,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,不会急功近利,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。
柳传志的最新立意——“2000年做到30亿美元,我是有把握的,这话等于像立了军令状,说出去一定要做到。100亿美元的目标,我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,到今天我也没有把它说实,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,是多大的一个飞跃?2000年以后,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?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。另外,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,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?这些都是未知数,但我们是冲着500强去的,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,也许在我的手里实现不了,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。”
追名逐利强强互联,利用好形式“在R&D方面,我们要向核心技术挺进,我的做法是把面拓宽,技术扎实,一层一层往上去垒,而不是立一杆子,立得挺高,风一晃,杆子就倒了。我们已经吃过这个亏,我们做激光打印机的时候,是针对着HP某个型号做的,做完了以后,HP新型号又推出来了,立刻把你砸在这儿了。但是,如果你有很强的R&D前瞻能力,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销售基础,情况就会好得多。”
柳传志认为自己能够成大事的第二原因是他掌握了以“建班子,定战略,带队伍”为主要内容的“管理三要素”。
柳传志认为自己身上的奉献精神是能够成大事的第三个原因。“90年代以前,中国的创业和外国的创业有很大不同,早期在中国创业,没有奉献精神,创业实际很难实现。如果我比别人多一点什么的话,就多了点这种精神。”
柳传志身上的奉献精神来自于他对自己境况的清醒认识。“像我,如果完全没有计算所的背景,没有计算所赋予的各种营养,联想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。联想是国有的,这一条其实起到了很大作用。我说我们贷款靠信誉,但如果我们不是国有的,光靠信誉行吗?1988年,我们能到香港发展,金海王工程为什么去不了?就因为它是私营的,而我们有科学院出来说‘这是我们的公司’。年青同志不能忘了这个,心里要弄清楚,你做出的成绩主要部分应该归国家。心里想不透这一点,做着做着,就会出现问题。”
“出问题的做法有三种:一种是把不该得的,随手归到自己包里,归大了就犯了法。这种情况相当不少,国家体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;第二种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,比如说,联想是公家的,我再让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,把好的业务向它那儿介绍,肥水只流自家田。这样做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,但联想就办不起来了;第三种是找亲信。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,退休之前急于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比较合适的岗位,这样接班人就能保证他退休有好的待遇。厂长这样,常务副厂长这样,书记也这样,就会发生大的矛盾,宗派就出现了。宗派是癌症,绝对不好治,我也没辙,只能坚决杜绝这种做法。”
柳传志在香港联想的合作者,大概有八九千万的股份,二三亿的资产,香港有不少人拿他们两个人做比较,但柳传志说:“我挺值。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,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,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,而我,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,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,还需要什么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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